金银花改名闹剧的缘起

“金银花”是什么？南方农村妇孺皆知，千百年来名字就没有改变过，四川、贵州、湖南一些古代县志里都收录了该药的名字。读小学时，我就知道金银花又名鸳鸯藤、鹭鸶藤。南方很多农村出身的朋友，都有在山上放牛砍柴时采摘金银花卖给药店换取学费和生活费的记忆。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中国，金银花的药用价值受到空前重视。

稍加考证可知，“金银花”作为中药名，目前已知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出版的医学巨著《苏沈良方》中（2014年8月12日，国家药典委在其网站上宣称：“‘金银花’作为药名首见于南宋的《履巉岩本草》。”显然是一个常识错误。）

由于生长环境不同，归入忍冬属的金银花常见品种，全国有17个，南北各地的医院和医生都是就地取材，无人细分。建国初期，对中药的研究水平还很低，金银花没引起卫生部门足够重视。所以，1963年版的《国家药典》，“金银花”的植物来源只列了“忍冬”一种。国家药典的这种疏漏显然与金银花生产和利用的实际严重不符。

197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草药汇编》，收录的金银花品种达到13种，承认了金银花作为一味传统中药，来源于忍冬属十多种植物。《全国中草药汇编》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组织编写，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图文并茂，成为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医药著作，到90年代还在翻印。

1977年版的国家药典，尊重传统和现实，在“金银花”的植物来源中，增加了“山银花”（广西岭南地区一种金银花）、红腺忍冬和毛花柱忍冬三种。虽然覆盖不全面，也算一种进步。

以湖南为例，全省金银花常见品种有4个，但以细苞忍冬和灰毡毛忍冬分布最广、产量最大。1963年开始，灰毡毛忍冬在湖南新宁、隆回等县改野生为家种，产量大增。1993年，湖南省地方药典根据本土金银花产业发展的现状，将灰毡毛忍冬和细苞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列为来源。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的直接参与下，各民主党派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将南方金银花中药用价值最高的灰毡毛忍冬和黄褐毛忍冬，作为重要经济作物，推荐给黔西南、武陵山片区、秦巴山区等南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种植。2004年，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国家林业局共同建设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30万亩金银花（黄褐毛忍冬）基地建设工程在贵州省贞丰县珉谷镇启动，该工程纳入国家林业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温家宝总理在贵州视察旱情时曾亲自为当地种植的金银花浇水。

经过几十年发展，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湖南隆回县成为南方金银花的最大产区和最大集散地，种植面积已经超20万亩，年产干花1100万公斤，占到了全国金银花总量的一半左右。2001年，国家林业局授予隆回县“中国金银花之乡”。其主产品种灰毡毛忍冬，分别被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根据国务院批复，“隆回金银花”（灰毡毛忍冬）列入生物医药产业优势药材资源，并作为重大项目之一被列入了国家《武陵山片区、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

由此可见，以灰毡毛忍冬为代表的南方金银花是国家在南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扶持的富民产业，为此投入数以十亿计的财力，惠及上千万少数民族地区百姓，产值已超过百亿，不仅成为地方经济支柱，也缓解了长期以来的金银花药材供需矛盾。

2004年前后，正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最腐败的时期，也是“非典”之后金银花价格暴涨的时期，国家药典委启动了国家药典的修订工作。主管这一工作的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常务副局长兼国家药典委副主任委员邵明立（2005年起任局长，后兼任国家药典委主任委员，山东籍）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典委副主任委员李振吉（山东籍）。随后出炉的2005年版《中国药典》无视金银花的本草传承和产业发展现实，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剥夺中国南方地区千百年来对金银花的品牌权，将“金银花”的名称专门授予主产于邵明立、李振吉老家山东的“忍冬”，而将主产于湘、黔、川、渝、鄂、桂各省区市的忍冬属其他品牌金银花全部命名为“山银花”。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改名行为，没有引起全国大部分药企、药商和医务工作者的重视，不少药企和医院中药房仍然坚持使用价廉物美药效高的所谓“山银花”。不知什么原因，国家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市场上与金银花有关的众多“假冒伪劣”药品和食品流行的情况视而不见。所以在2005年后的几年里，南方金银花虽然市场不断萎缩，仍能勉强维持。

2010年，新版的国家药典出炉，南方地区的金银花仍在“另册”。其时，获得唯一正统地位的北方金银花产业已经得到迅猛发展，产量号称接近1000万公斤，山东省平邑县成为最大的苗木和花的产地。监管部门忽然发现食品药品生产领域大量存在用“山银花”代替金银花的行为，当即亮起执法利剑。一时间，中国几乎所有以金银花为原料的中成药生产商、食品饮料加工企业和医院中药房均向“山银花”亮起红灯。

紧接着，新闻媒体和网络上诸如“此花非彼花”、“山银花不是药”、“金银花‘降火’、山银花‘上火’”之类的谣言满天飞，“使用山银花的药品和食品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声音甚嚣尘上。于是，市场上山东金银花价格暴涨，而过去占据金银花市场70%以上份额的南方金银花，由于成了中国大部分医生和国民连名字都从来没听说过的“山寨花”，价格一落千丈。据央视2013年报道：重庆秀山的“山银花”鲜品从原来12元/千克暴跌到1.4元/千克依旧无人问津。仅川、贵、渝、湘、桂五省区市花农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亿元。由于连采摘成本都收不回，很多花都烂在山里，不少花农含泪忍痛挖掉金银花，并因此而返贫。国家倾力支持的“致富花”，就这样变成了农民的“伤心花”。

惨祸发生之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国家药典委超然事外，淡定得出奇。面对沸腾的民怨，面对地方政府、中医学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诘问，近10年来，该局先后抛出了七八条理由，并且理由仍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管怎么变化，“学术问题”都是一个醒目的幌子。

金银花改名真是一个学术问题吗？请看下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金银花问题上炮制的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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