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研究和中药标准都需走科学道路

中药产业链环节多，问题复杂，从药材种植到临床使用，保障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一直是监管难题。中药监管的痛点在哪里?解决痛点的路径怎么找?如何才能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中药产业供给侧改革?本版现开设“中药监管与产业发展”专栏，邀请监管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知名中药企业共同对此问题进行研讨。

今天，中药的研究，只有科学的道路，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道路?这是一个问题。与此相关，今天对于中药的标准，只能是科学的标准，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标准?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如果审视科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药的研究只能是科学的研究，中药的标准也必须是科学的标准。

现代医药来源于多个地区，现代科学传承多个文明

我们的中药传统历史悠久，但是世界上很多文化、很多人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医药相关的发现或发明。受古希腊科学传统影响的西方诞生了现代医学和现代药学，在中国有时被误称为“西医”“西药”。所谓“西药”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多地区的成就，不仅是欧洲。

比如，在抗疟疾的药物方面，早就风靡全球的奎宁，并非起源于西方，而是起源于秘鲁的土著。他们知道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用糖水泡树皮可以减少树皮的苦味。17世纪的传教士将金鸡纳治疗疟疾的方法引入欧洲。在国王查尔斯二世用后，金鸡纳治疗疟疾的方法在英国一时流行。

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单体的化学分子奎宁，它是金鸡纳树皮抗疟的分子。奎宁可以化学合成，也可以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曾经很长时间提取比合成在经济上更划算。以后科学家还合成了氯喹，避免奎宁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并没有人把奎宁称为秘鲁药，或者美洲印第安土著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如牛痘免疫等等，说明现代医药是兼容并包的，在科学精神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按科学的标准，吸纳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区的经验，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等来源中得到治疗有效的药物。

有更多的事实证明，现代的科学也吸收全世界的成就，不是西方科学，而是世界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虽然薄弱，但也对世界有所贡献。中国也积极吸收世界的科学，没人要独创中数、中物、中化、中生以区别于世界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回眸：中药抗疟的现代化研究之路

对于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19世纪的日本就有贡献。在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中，中国人也前赴后继，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例如今天大家熟知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先生。中药现代化的历史迄今已逾百年。

1923年~1925年，陈克恢在美国获得生理学博士后曾回国两年，在北平的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工作。他的研究阐明了麻黄素的药理和临床作用，并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发表了两篇英文论文。陈克恢是从他舅舅那里知道中药麻黄的重要性的。此前，麻黄的化学成分麻黄素已由日本人用化学方法提纯，而陈克恢发现药理和临床作用时只是一个刚刚获得美国哲学博士的年轻科学工作者。自那之后，麻黄素在全世界得到应用。

麻黄素和它的衍生物很可能是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从中药取得的单体化学药物。陈克恢所做的工作对此是有贡献的。陈克恢在中国工作两年后，回到美国又攻读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历任礼来药厂研发部主任、美国药理和实验治疗学会主席、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主席，成为百年来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学术地位的华人药理学工作者。

在抗疟药方面，我国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是从中药提取化学抗疟分子的先驱。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张昌绍，留学英国伦敦获药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20世纪40年代初，张昌绍离开环境优裕的美国，回到战争中的祖国，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任职。他放弃自己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中国当时需要的抗疟药。因为在战争期间，大批中国军人、中国平民进入疟疾高发区，同盟国军队也在疟疾高发区作战，都迫切需要抗疟药。

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大量种植金鸡纳树，到20世纪30年代其种植量占世界总量的97%。日本占领爪哇岛后，金鸡纳树的产地被日本控制。盟军丧失了抗疟药原料来源，所以盟军在当时非常希望发现新的不依赖于金鸡纳树的抗疟药，美国、英国、中国都在研究新的抗疟药，只是开始没人相信中国会有重要发现。

当时美国不仅科学发展水平比中国高，而且本土没有发生战争，而中国很多科学家生活都有困难，包括西南联大一些教授的太太都在外面摆地摊，补贴家用。有一些科学家没有玻璃试管，而是用竹子做试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现抗疟药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和外国(如越南、印度)都流传过植物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的说法，常山也出现于抗疟中药复方中。在其他科研工作者做类似研究的同时，张昌绍带领他的学生周廷冲和技术员们做出了一系列贡献。他们与化学家赵承嘏和高怡生等合作，成功地从常山中获得了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了其抗疟作用。他们从1943年~1948年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

陈克恢关注到中国的药物研究，他让美国空军从中国运常山到美国，供美国药厂和大学进行研究，其中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化学家也分离出了常山碱，但晚于张昌绍、赵承嘏。虽然当时中美在抗疟药物研究总体上是合作，但实际也出现了竞赛，而且以张昌绍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居然领先。

常山碱没有得到应用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催吐作用。常山作用于疟原虫治疗疟疾，而作用于人导致呕吐。后人希望把抗疟作用和呕吐副作用分开，可惜迄今没有成功。但是从中药里找到单体抗疟分子，张昌绍等人为包括屠呦呦在内的后辈中国科学家提供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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