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2016年年末，中医药行业迎来“大礼”。几经审议，中国首部《中医药法》获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将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
市中医医院药房，工作人员正在配药。 “对中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这样解读《中医药法》。 2年前，当这部法律还在酝酿中时，这位中医药“掌门人”就专程来过桂林调研，表示将从政策等方面支持桂林全面复兴中医药事业。曾经的岭南中医药高地、拥有独具特色民族医药资源、清晰绘出中医药复兴规划并正在步步践行的桂林，在全国中医药事业版图中，无疑是个很亮眼的存在。 当《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之后，又能给桂林中医药事业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曾经势弱的中医药 在中医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的背景下，这部中医药法律的出台可谓历经坎坷。早在1984年至1986年间，《中医药法》便六易其稿，最终由于各方意见难以统一，没有出台。 那也恰好是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唐义泽从医的年份。1983年，唐义泽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被分配到了桂林一个县城中医院成为一名中医。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各行业关注的焦点，医疗行业也不例外。 “中医诊断靠的是望闻问切，药价也便宜，经济效益无法与西医相比。”唐义泽回忆说，因为经济效益差，县中医院很难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当时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要数县中医院的门诊楼最为破旧。院方也曾向上级申请一笔资金进行修缮，但报告一路打到当时的桂林地区行署，仍是迟迟没有回应。 没几年，他那一届的几个毕业生都选择了离开。此后，唐义泽就职过市区几家医疗机构。“相比之下，那时市人民医院对中医科室的扶持力度很大，原则上不以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考核和收入分配。”唐义泽说，尽管如此，医护人员加起来不到二十人的中医科在这家综合医院里仍是一个小科室。 到了去年，桂林市中医医院就诊量已经达到132万人次，在桂林大型医院中跻身前列，但这仍难掩中医药的整体势弱。 “在广西，基本每个地级市只有一家中医院，其它综合医院大多以西医为主。”市中医医院院长、中医学会会长杨斌介绍说，以前桂林有11个县设有中医院，后来阳朔、资源两个县的中医院都被撤掉。即便是有，如灌阳、龙胜、恭城等县的中医院规模相对也较小，从业人员也相对较少。 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年底，桂林中医执业医师占全市执业医师比重仅为11.77%，与西医相比力量极为悬殊。 “中医发展受制由来已久。”杨斌告诉记者，1929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由此引发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解放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次拉开了“中西医论争”的大幕。这次会议上，针对我国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但由于专门的中医药法迟迟未能出台，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明确的一致认可，极大地影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杨斌说。 桂林有望成为“复兴窗口” 《中医药法》的出台，让很多人看到国家振兴中医药的决心。 即将施行的《中医药法》在医院资本布局、中医人才培养、加大扶持力度等方面做出了诸多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定。比如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机构，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 “西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百多年来，其诊疗理念、手段不断创新、完善。反观中医药，发展迟缓。”在唐义泽看来，这是中医药逐渐失去市场地位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药没有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中医药在人体综合调理、养生保健、治疗慢性病等方面仍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且诊疗费用相对低廉，能减轻很多患者的经济压力。” 被自治区授予“广西名老中医”称号的欧奇医生以骨折复位说明中西医的比较优势，“西医采取直接开刀复位，可以做到纹丝不差，但手术难免伤了骨膜，恢复效果未必就好，而且产生的费用高昂。中医采取手法复位，往往也能达到骨折愈合、不影响伤肢功能的目的。所以，最好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地偏废。” 2010年，市中医医院推拿科主任甘霖作为中国推拿专家，被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委派到瑞士进行中医诊疗。为期两年的国外诊疗经历，让甘霖感受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医的认可和重视。“在瑞士和法国，他们把中医作为‘替代疗法’，并以附加险的方式列入当地医保。”甘霖说，尽管这些发达国家西医技术先进，但仍有很多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或副作用较大，中医的许多疗法因此得到推广。 “一部专门针对中医药的法律或许能让中西医发展重回同一起跑线，而中医药的现代化也将迎来与以往不一样的发展。”在市中医医院院长、中医学会会长杨斌看来，对于桂林而言，这更是一个打造中医药复兴窗口的大好时机。 2013年7月，桂林出台《桂林市中医药复兴规划(2013-2020)》，为全市中医药事业绘就发展蓝图，并提出了推进中药材种植、中药材加工、中医特色诊疗、中医养生旅游和中医文化交流等“五位一体”发展思路。 “桂林曾是岭南中医药发展高地，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又是国际旅游名城，在传承、宣传中医药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所以，桂林完全可以借助这些优势，在中医药复兴中起到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作用。”杨斌说，去年桂林崇华中医街开街，就是中医药与健康旅游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 核心提示：几经审议，中国首部《中医药法》获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将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当《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之后，又能给桂林中医药事业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给民间中医一个空间 中医药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中医药法》规定：“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在桂林，除了体制内的医院和医生，还有大量的以壮、瑶医为代表的民间中医。他们在基层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身上也积累着代代相传的宝贵诊疗经验。由于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个群体正徘徊在消亡的边缘。即将实施的《中医药法》，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 永福县城，凤城路旁的一个小区深处，一栋住宅楼一楼的门口挂着一个并不起眼的招牌——— ——莫岚岚草医诊室。如果不是有人指引，外人很难找到这里。作为这里唯一的医生，年近50岁的莫岚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医学教育，医术全靠代代相传和自己的摸索。 但这些，并不影响这间诊室成为许多当地人解决病痛的所在。虽然来这里一趟要步行穿过大半个县城，但黄秀兰一有病痛，还是会来这里求医问药。她选择这里的理由很简单——— 有效，价格低廉。“抓几包药，一般也就几十元。如果去医院，光做个检查就不止这些钱了。” 罗锦镇江月村枧洞屯，75岁的村民林喜苟也是一名壮、瑶医。林喜苟在地里种了一些草药，闲时还上山采药，给找上门来的乡邻治些头疼脑热和跌打风湿。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吃过他抓配的草药。“乡里乡亲的，也就是象征性地收点钱，主要还是给乡亲一个方便。毕竟，去一趟最近的镇卫生院，骑摩托车也要一个小时。”林喜苟说。 记者从永福县民族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全县至少有250名壮、瑶医。虽然这是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但在以往的医疗管理模式下，很难获得官方的认可。 永福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李俊纯告诉记者，县卫生主管部门也一直希望帮助民间壮、瑶医解决身份问题，但在《执业医师法》明确的法律条文面前却难越雷池，而民间壮、瑶医又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要想让他们通过执业医师考试进入体制内，并不现实。” 散落在民间的壮、瑶医，并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医术传承全靠祖辈口口相传。因为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年轻一辈渐渐不愿意接手了。在永福县城经营着一家中医诊室的廖忠全每次规劝儿子传承自己的医术，都遭到讥讽，“连个行医执照都没有，哪天说关门就关门，还学来干什么”。 按照即将施行的《中医药法》规定，今后获取中医医师资格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中医医师资格。此外，针对“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还可以“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虽然各地的考核办法仍未出台，但《中医药法》中的这一规定无疑为民间中医开启了一扇大门，同时也有望将民间中医队伍纳入监管。”曾被自治区卫生厅授予“广西乡村名中医”荣誉称号的肖万德告诉记者，对于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群众，这是个利好消息。 中药材质量将被全程监管 “中医将亡于中药”，这是近年来广泛流传于中医药界的一句话。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也承认，这句话“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2016年12月30日上午，莫岚岚闲暇之余，给几个家住山中的农民打去电话，委托他们寻找几种常用的野生药材。这些年，山中的野生药材越来越少，价格也是一年一涨，早已高出药材批发市场价格一大截。尽管如此，莫岚岚还是只能无奈坚持，“从批发市场买来的药材，效果常常要打折扣。” 莫岚岚以常见的鱼腥草为例介绍说，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没有污染的深山水沟、泉溪边，用水煎煮后给小儿饮用，退热效果立竿见影。但现在，鱼腥草大规模种植在施过化肥、农药的农田里，卖到菜市场当作食材可能问题不大，但用来治病，药效往往并不理想。 中医师严正林(化名)有时也会面临这种尴尬，“同一方子，对同一个病症，过去三五服中药下去疗效就出来了，现在七八服下去还没见效果。”严正林分析，导致药效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滥用或过度使用硫黄熏蒸无疑会使中药材质量受到影响。 2016年，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国内中药材流通基本处于“小、散、差”状态，中医药仓储设施落后，初加工与包装技术落后，储存养护技术落后，违规使用硫黄与磷化铝熏蒸的现象比较普遍。 为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国家鼓励发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严格管理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支持中药材良种繁育，提高中药材质量。” 据统计，桂林拥有药用资源共计3916种，其中属于国家《药典》规范中的药材有313种，占全部《药典》规范总数的69%;国家重点经营的20种中药材，桂林有黄芪、金银花、绞股蓝等16种;桂林本地特有的中药材资源有125种，其中受国家一、二、三级重点保护的共有98种。据市农业局统计，2015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81.03万亩，销售收入达14.28亿元。 “对于中药材的严格监管将给中医药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也将促进中药种植、流通产业的良性发展。”市中医医院院长、中医学会会长杨斌说，这对于桂林发展中药材种植、流通产业，同样是个难得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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